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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刘杰部长在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的不朽功绩(1)



 

作者:宋炳寰

(原总装备部退休干部)

第一章



104岁的刘杰老人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心头猛然一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些天来,刘老慈祥和蔼的面容和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刘老作为我国核工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他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建设和“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事业的一些光辉业绩依然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刘杰同志是我国核工业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部长。他从1954年到1967年,历时13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核科技工业的创建与发展。在他任二机部部长期间,我国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成功地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的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动力装置;基本建成了我国核燃料科技工业体系。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支持和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二机部部党组集体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其中也是和刘杰部长的运筹帷幄,科学决策,具体领导和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工作分不开的。上述每项成就,无不凝聚着刘杰部长大量的心血和辛勤操劳。刘杰部长为创建发展我国核科技工业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我于1959年底调到国防科委二局(核武器局)任参谋,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攻关的过程中,我曾协助二机部及其所属第九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承办了大量的科研生产协作中的参谋业务工作。在此期间,我也参加过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领导听取刘杰部长等汇报二机部工作的会议,与刘杰部长有过少许工作接触。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后共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在刘杰部长直接领导的临时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成的代号为177的办公室工作,天天与刘部长接触(177办公室成员共5人,办公室的任务是,在刘杰的领导下,担负同核试验场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的密切联系,向中央首长的办公室及军内外有关部门传递、报告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重要情况)。1990年代,我有幸协助刘杰部长起草他回忆录中少部分章节的内容。在上述的这些场合,我聆听了他的教诲,目睹了他的风范,感受到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熏陶,使我受到很大教益,终生难忘。

为了悼念刘杰同志的逝世,现仅就我在工作中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有关刘杰同志领导和发展我国原子弹、氢弹等国防尖端技术事业的一些史实和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分几个题目做以下记述,以缅怀他的不朽的业绩,并表达我对他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一、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毁约停援后,

刘杰有效地组织二机部全面自立更生的大转变

19571015日,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签字仪式(刘杰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聂荣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上签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作为苏联政府全权代表也在协定上签字。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其中包括:供给一个型号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两个型号的原子弹以及一个型号的氢加强的原子弹的实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还规定,在中国能够生产制造氢弹用的个别元素以后,将考虑供给制造氢弹的技术资料。

协定签字后,苏联在1957年和1958年,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并派来一批技术专家来华指导;苏联负责为我国编制的核试验靶场工程初步设计及试验所需的仪器设备清单也于19599月初送到了北京。在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方面,也基本上按协定及合同的规定交了一部分设备,提供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来了技术专家帮助工作。

19581月和7月,宋任穷(二机部部长)、刘杰(二机部副部长)先后商量决定成立二机部第九局和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以便尽早组织领导培养科研人员,为研制核武器做好准备。

但是,在19584月和7月,苏联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同管理的长波电台和共同的潜艇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和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严词拒绝。由此,中国人民维护主权、独立的要求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便是1959年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症结所在。

赫鲁晓夫有意控制中国的企图被戳穿后,他恼羞成怒。很快,在他的授意下,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变化,使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1959620日,苏联共产党中央突然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来信。该信是626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以苏联正与美国、英国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和正赶上苏联、美国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为理由,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提出目前先不把苏联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待两年以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

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电话通知刘杰副部长到总理办公室去看一份文件。他到后一看,才知道是6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看了信和记忆了内容以后,刘杰回部向宋任穷部长作了汇报。在宋任穷部长的主持下,二机部党组多次开会,对苏共中央来信进行了分析研究。刘杰和宋任穷都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看来,苏联要背信弃义,在答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要毁约停援了。与此同时,有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也以回国休假为名而一去不返。许多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74日,宋任穷和刘杰把二机部党组研究的看法和意见,共同研究起草了以宋任穷部长的名义向聂荣臻副总理写的书面报告。报告首先对苏共中央来信进行了分析,认为总的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就是“对不想给,对帝国主义则抱有幻想。”报告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讲的理由“显然是一种遁词,实际上是不想给。”报告在提出了向苏共中央复信的三种对策方案以后,又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应采取的方针和做法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报告说:苏联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要搞,不给,就自力更生,自己搞,无非是多搞几年,总是自己可以搞起来的。要争口气,坚决自己搞。当然,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还没有摸到门,困难是很多的。因此,的研究工作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

7月下旬的一天,周总理在庐山召集聂荣臻、宋任穷、刘杰等开会。在宋任穷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时,周总理说:中央研究了,不理他们那一套。他不给,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中央的决心是明确而坚定的。宋任穷、刘杰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立即抓紧部署二机部的应变工作,组织力量研究拟定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于1223日上报中央。纲要中提出原子能工业在新形势下要“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具体要求是:争取在5年内(19601964年)自力更生制成原子弹并进行爆炸试验,在8年内有一定数量的储备。这个奋斗目标,体现了宋任穷、刘杰等二机部领导要自力更生研制成功原子弹的决心和信心。刘杰认为它可以动员二机部的干部和群众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原子能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随后,二机部就如何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作了一系列部署。

例如,二机部九局和九所的领导李觉、吴际霖、郭英会、朱光亚等人按照二机部关于核武器研制要完全建立在自己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自己研究、自己试验、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装备等指示,对科研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并于19591228日制定出1960年《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纲要》。纲要中指出,原子弹探索性研究应

关键词: 刘杰 部长